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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以来，共有封建皇帝494位，但真正公开下过罪己诏的却寥寥无几，仅有四位，其中唐朝的唐德宗李适便是其中之一。罪己诏作为皇帝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正式文书，非常罕见，彰显了皇帝难得的谦逊与担当。
唐德宗在位期间，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，但节度使权力日益膨胀，令他忧心忡忡。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，他坚决拒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等人请求将爵位世袭的提议。尽管初衷良好，但处理方式过于强硬，最终引发李惟岳叛乱。朝廷费尽千辛万苦才将李惟岳镇压下去，然而紧接着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、李希烈等人相继起兵反叛。局势愈发严峻，朱泚更是攻破长安，自立为帝。唐德宗携带皇后嫔妃、宗室子弟仓皇逃离长安，退守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形势极其危急。
当时直言敢谏的名臣陆贽建议唐德宗应向天下颁布罪己诏，以坦诚认错的姿态安抚民心，激励忠诚的将士奋勇反击叛军。唐德宗将中书省拟好的免罪诏书给陆贽看，陆贽怒斥道：“这些话太空洞，不能打动人心，也不切实际，谁会真心接受呢？”他认为皇帝必须真诚坦率地承认错误，才能赢得臣民的信任。
展开剩余73%于是，公元784年正月，唐德宗亲自重写一份诚恳的罪己诏，向全国百姓郑重谢罪，表达悔悟之心。
诏书的第一部分，核心是“我错了”：
“治理国家，必须以诚为本；忘记自己，帮助百姓，不怕改正过错。朕继承祖宗基业，统治万邦，却未能守护好宗祧，反而导致天下大乱。回顾过去，诚无所怨，只求今后能改正错误。此诏昭示天下，昭告我的过失。”
这段话表达了唐德宗对国家动乱的深刻自责，他坦承连都城长安都失守，自己无处可容身，恳请百姓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第二部分阐述具体错误所在：
“朕幼时隐居深宫，不谙经国之道，习惯安逸，忘记了农民耕作的辛苦，不关心戍边将士的劳苦，下情不通上情不达。因未能察觉内忧外患，频频发动战事，调遣军饷千里，百姓劳累，战火不断，民不聊生。祭祀不周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怨气积聚，田地荒芜，赋税繁重，民生凋敝。天谴降临，朕未觉醒，人心愤怒，国家动荡，诸般秩序尽失。朕深感羞愧，痛不欲生，自今以后，请诸臣民勿再称朕为‘圣神文武’。”
这一段深刻描绘了唐德宗因闭门不理政事，导致战乱频繁，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，他对自己的无知与懈怠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深刻反省。
第三部分意在安抚反叛者，分化瓦解敌对势力：
“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，皆功勋卓著，镇守边疆，却因朕失察，招致祸乱，罪在朕身，彼等无辜。今宜恢复他们的职权与名誉，待之如初。”
对这些曾为国家效力的节度使，唐德宗深感愧疚，表示会重新信任他们。
“朱泚之弟朱滔虽同罪，但因远离谋反，念其旧功，愿赦免其过，如能归顺，亦可重新起用。”
“至于朱泚本人，擅自称帝，犯上作乱，罪无可赦；其部将百姓只要改邪归正，均可赦免。”
这部分体现出唐德宗既严厉惩治叛乱首恶，又宽容对待可以悔过的将士，意在笼络人心。
最后一段是对勤王将士的勉励与奖赏：
“所有来奉天勤王及参与收复京城的将士，赐封‘奉天定难功臣’，并取消他们所负担的各类苛捐杂税。”
唐德宗用实际利益鼓舞军心士气，激励将士奋勇杀敌，保卫国家。
这份由陆贽可能代笔、情真意切的罪己诏极大地感动了四方臣民，“奉天上下闻诏，无不动容涕泪”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后来感慨：“诏书一出，将士泪流满面，我断言平定叛乱只是时间问题。”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见诏后亦纷纷上表谢罪。
唐德宗能够在乱世中勇敢承担责任，公开认错，实属罕见，展现了一位封建皇帝难得的担当与勇气。纵观历史，能主动认错的帝王极少，这份罪己诏因此格外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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